汪洋的广东时间
琢磨政治，是领导干部工作的必修，但开口谈政治，却只能是闲云野鹤们的专属休闲。一线干部开口谈政治，是绝对的禁区，不过，却有那么数十个人属于例外，就像他们的党内职务名称一样【政治局委员】
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政治局委员里，上海和广东的首长，向来是政坛的先锋，最引人瞩目的存在。

2007年，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宝座迎来了一位新的主人，汪洋
这位今日政坛的躺平者，在那一年，却是中国最尖锐的改革派，尝试点起民主之火的先锋。

汪洋出身城市平民家庭，幼年丧父，普通工人出道，二十岁早婚，夫人祝玛丽是当年行署副专员家的千金。
赶上干部年轻化的黄金时代，28岁追平岳父，33岁当铜陵市长。
得邓小平钦点，赠号“娃娃市长” 飞黄腾达，一飞冲天。
如今，终于当上了政治局委员，从干部圈跻身到了政治圈。
52岁的黄金年龄，在当时的规则之下，他还有长达20年的职业生涯可以发挥。一路顺风顺水，晋升之路寸步未停，未来无限可期。

搞特殊的广东
广东省在当代中国政治的版图中，历来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实力超群却又天生反骨，这里的中层官僚素来不讲政治。
来自北京的政令传到广东，总如泥牛入海，无影无踪。这里是多项政治经济改革的起点，也是改革势力传统的大本营。
盘踞广东的，不仅有能与北京叫板的红色贵族，还有各类强龙难伏的地头草莽。更是不乏神秘海外势力的渗透影响，简而言之，这个时期在广东省的政治游戏中，中南海的意志并不占据绝对的优势。
这样的社会环境，也决定了广东省委书记这个位置，是一个可以用于撬动中国政治版图的有力支点。所以，这个位置的玩法和国内另外三十位同行不太一样。

汪洋初到广东，便收到了不一样的震撼，汪洋贵为省委书记，又头顶政治局委员的二品顶戴，居然仍然有人不给面子。
2007年底，汪洋首次主持广东省委全会，竟有52人在听完他本人讲话后直接开溜，未有出席后续的分组讨论会议。缺席人数占了全部应出席人数的10% ，甚至还有人敢在他亲自主持的会议上打瞌睡。
所以汪洋到广东的第一棒就是无奈的整顿会议风气，经过短暂的整顿，会议风气有所好转，但到了真正干事情的时候，手下这一大批官僚们，似乎又没有像开会时那么听话，政令出了省委大院，便在广州城里打转。
这些人不仅不喜欢开会，也不认真落实省委的命令，甚至连自己的顶头上司都不太吊。
在小康杂志的广东政改专题报道上，刊出过这样一篇本地干部的小故事，一位从广东省调任珠海的官员本想有一番作为，然而，底下官员的消沉和散漫让他感到无力，一天晚上，他向省里来的朋友抱怨，朋友难以置信。
他当场做了这样一个试验，当场拨通一位他所重用的中层干部的电话说：领导晚上好，是这样子的，省里来了领导，我们正在商讨一些事情，你也过来一起研究研究吧。
电话那头传来了这样的声音：不行啊领导，我要在家陪老婆
面对这样的队伍，汪洋也无奈，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广东特殊风气。他就在那里，看不见，摸不着。但从他们工作的结果来说，似乎又做得不差。
很快，汪洋也明白，指望把这些人改造成忠诚且勤奋，日夜加班的牛马，给他打拼做政绩，确实有点儿不切实际。

腾笼换鸟 - 汪洋的广东方案
走马上任半年后的，2008年5月29日，汪洋终于拿出了他的广东方案《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及8个配套文件。即所谓的腾笼换鸟、双转移，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欠发达地区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当地二三产业和珠三角发达地区转移。
这次会议是“转移”二字，在广东第一次被高调提出，大段大段的官话背后，是巨额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劫贫济富式的无情掠夺。腾笼换鸟的设想看起来美好，但实际的腾笼过程却远比官方报道中的文字来得残酷和惨烈。
时值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贸易陷入衰退，广东省内大量的中小企业经营难以为继。在腾笼换鸟的政策指导下，放任这些企业自由死亡。
到当年10月全省关闭，停产 歇业和外迁的中小企业达到15661家。珠三角爆发企业倒闭潮，大批工人失业，其中的幸运者拿到了薪水，中断了短暂的追梦之旅，返回了故乡。而运气欠奉的那一批，则被拖欠的薪水捆在原地，愤怒的为生存挣扎。他们无处发泄的怒火，变成了埋在各个工厂里的定时炸弹，劳资矛盾空前突出。
社会治安情况在几个月内疯狂恶化，好事的媒体也是毫不客气，各路外省媒体报道广东企业倒闭潮的专题报道，直接刊上头版。网络上的个人评论者的挖苦更是刻薄，说汪洋的腾笼换鸟是又一次的共产主义大跃进。而这种刻薄的批评，竟然也不是完全胡扯。
就在外省媒体组团出动，痛批广东的腾笼换鸟时，广东省内依然是形势一片大好的声音，遭遇挫折时面对批评，充耳不闻的样子。确实难免令人回忆起疯狂年代。
但北京的领导们，平日里看的并不是《南方日报》自然也看不到广东的一片大好形势，反倒是各种广东省出现经济震荡的报告传回北京，惊动得中南海不安。
温家宝几个月内，两度南下广东。直言中小企业对扩大城乡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有重要意义。要求要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最后明确要求广东 及时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
来自北京、舆论、民间、手下各地官僚的压力，甚至是总理亲自上门敲打。在2008年的年底，全部压到汪洋处，让他腹背受敌，形势非常难堪。面对种种非议，汪洋强硬回应，广东不救落后生产力，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议论去吧。
不管别人怎么说，双转移要坚决，腾笼换鸟要坚决，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并评价反对他的人，有一些表现出满足于享受成果，满足于既得利益的自满情绪。
他表示，不担心产业空心化，因广东经济思维在全国领先。如果事情再这么发展下去，汪洋很有可能会熬不过转型的阵痛期，便提前出局。
但这世间奇妙的事之一，就是往往解决问题的，并不是解决了问题的本身，而是外界环境的变化。
在这艰难时刻，国务院的四万亿计划震撼出炉。这一剂猛药，瞬间止住了全国经济的阵痛，当然也包括最痛的广东。
泼天的富贵从天而降，数不尽的人民币，让汪洋有惊无险的脱困，度过了他在广东最艰难的几个月。

汪洋广东政改
在经济之外，汪洋在广东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就驴下坡，借着各种突发社会事件，慢慢推行出一场炮声隆隆的政改试验。
广东工人运动
中小企业的倒闭和外迁，珠三角地区的底层劳动力就业市场快速恶化。而对于大中型企业，政府又不得不迁就他们在用工上的随性，两相结合，让原本就突出的劳资矛盾变得更加的尖锐。
全省各地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结结实实的冲击着汪洋的幸福广东。更是不断的拷打着共惨党的脸面，这个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党，面对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时，却总是和贪婪的资本家、昏庸的官僚们站在一起。
面对严峻的工运形势，汪洋的应对方式离经叛道，他不仅容忍了珠三角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劳工NGO存在，即使他知道某些劳工NGO就是在幕后策动广东工运的推手，他还亲自推动各地的工会直选，一人一票，在工会这件小事上实现真民主。
以及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甚至还尝试在立法上 ，以《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的形式，从法律上确定这一系列政策。不过，尝试立法的努力，以草案三送三改，最后完全被冻结结束。
在处理劳资关系这一点上，汪洋的表现，确实是像一个真正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虽然他在这方面努力的结果，产生的影响并不持久，改革的成果，也大多在2015年前后消失殆尽。

第一次乌坎事件
广东有一句俗话：天上有雷公，地上海陆丰
数百年来，旧时的海陆丰，即今日的地级市汕尾，素以民风彪悍和热衷于出国闯荡着称。
2011年，汕尾陆丰乌坎村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乌坎事件的背景，是村民委员会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低价转让数千亩农用土地，收入七亿多元，但只分给每户村民数百元的补偿。
2009年前后，村干部与官商勾结低价变卖村产之事在村内曝光，村民十数次到陆丰和广州上访无果，进而发展成游行示威活动。
2011年9月，事态升级，2011年9月21日，两千多名村民到村委会以及市政府游行示威，一度封堵公路。
9月22日，数百名武警特警尝试进村，以武力驱散正在集会的村民，发生激烈冲突，多人受伤。
村民情绪被激化，随后围攻村口附近的乌坎边防派出所，十多名警察受伤，警方以水炮还击，驱散人群并拘捕4人。随后，陆丰市派出工作组进驻乌坎村，调查村民反映情况。
2011年9月底，村民选举出“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
11月原乌坎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副书记陈舜意被免职，并立案查处，事件暂告一段落。
12月9日下午，汕尾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尝试定性并终结事件，现在的中联办主任、香港的太上皇，当年的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在发布会上将乌坎事件定性为，在境外的某些机构、势力和媒体与乌坎村事件确实有一定关系，把问题炒得沸沸扬扬、无限放大。
郑雁雄的讲话宣告谈判的破裂，战火重燃， “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被公安部门定性为非法组织并取缔。“临时代表理事会”副会长薛锦波等五人被捕，12月11日，薛锦波在看守所死亡，将乌坎事件推向高潮。
汕尾市对乌坎事件的强硬处置，乌坎村民不惜以死相争，把事件关注度不断推高，成为各方势力竞相角力的热点。一时间，小小乌坎世界记者云集，汕尾市委骑虎难下。
12月20日，广东省委突然直接插手乌坎事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广东省委完全推翻汕尾市的强硬主张，让事件峰回路转，境外媒体日夜等候的血流成河式暴力清场终未上演。

次年年初，乌坎村组织公开民主选举，首开国内先河。舆论的焦点，也从对社会公正的质疑转到了对这场聚光灯之下的选举的关注。
省委书记汪洋也在各种场合侃侃而谈，说会将乌坎经验推广到全省。在汪洋的亲自操盘下，第一次乌坎事件的最后结果，是几个基层干部背锅坐牢。汕尾市委市政府挨骂，广东省委在关键时刻亲自出手，力挽狂澜。
汪洋书记当好人和事，顺带把自己打造成了践行基层民主的改革先锋志士。省委也借此敲打全省各地摆烂的基层政府，以及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宗族势力。既向上展示了汪书记领导下的广东省委打造和谐社会的能力，又极大的讨好了偏向于民主和政治改革一派的势力。

温家宝总理对汪洋处理乌坎事件的手法非常赞赏，他在乌坎选举正当时的2012年2月再下广东并走访农村。
他明牌直叙，说要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坚定不移地做好村民自治和村委会村民直选，因为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然后在他最后一次的总理记者会上重谈此事。
汪洋对乌坎事件的处置，可谓是就驴下坡，丧事喜办的典范。瞬间让社会对于乌坎事件的关注点，由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勾结贪腐，以及在社会治理中滥用权力的愤怒，转为了对基层真实选举，进而推动更大范围民主化的期许。
乌坎事件前期发展的历程，一下子被忘得一干二净，余下的仅有对于这位敢想敢说敢做的省委书记的无限溢美。

乌坎事件让汪洋收获了巨大声望，却动摇了珠三角之外的广东传统官僚对他的支持，因为他的态度，已经影响了这些官僚们的蛋糕，不过此时的汪洋对此已经不太在意。不仅因为他的地位实在高出这些地头蛇太多，还因为他预期即将要调离广东，为他未来回北京的工作铺路的重要性，显然要高于维持他在广东的绝对掌控力的问题。

在2012年5月，他离开广东前的最后一次广东省党代会上，汪洋彻底放飞自我，抛出着名的恩赐论：
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恩赐论一出，全国震惊，虽然他讲的确实是大实话，但党与人民的关系这个问题，关系到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之争的核心内容。这几句大白话，不仅有否定党的作用之嫌，还说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话讲到这个份上，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舆论一片叫好之声，全国上下的官员同僚，却无一人敢接。

财产公示
既然已经得罪了干部群体，那便不妨得罪到底，在当年阳光反腐的风潮中，有一项民间舆论报以厚望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对于这种自我革命的荒唐议案，领导们自然是充耳不闻，官场上应者寥寥。

汪洋却在2012年5月突然跳出来，要带着广东省的干部们去做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当然，这种将手下干部们全部得罪一遍的事，即使对于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来说也是难如登天。
汪洋指示省里做了一个草案，便对媒体宣传，说是广东要再一次摸着石头过河，但最后的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仅新提拔的科级以上干部，需要将财产状况在有限范围内公开，而且试行新制度的地区，仅包括广州南沙和珠海横琴两个新区，以及个别弱势的倒霉穷县作为陪衬。

政策实际落地的结果，与普通百姓的期望相去甚远，干部对党的坦诚，仍像床笫秘事一般，只在党与干部这对夫妻之间坦诚。
但对于汪洋来说，又一次收获了改革派寄托在他身上的热望，这就已经够了。毕竟他的广东时间已经非常有限，虽然实际上，他也没有真的做什么，包括他自己的财产也没有向社会公开。

模式之争
汪洋在广东任内另一个亮点，当然是持续数年的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之争。
广东模式简要说，就是试图重塑党、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管理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重庆模式则是扩大党和政府的权力，打造负责政府，直接插手社会财富的分配，试图包干一切，提前实现共同富裕。
抽象的政治词汇背后，两种模式的分别，无非是经济发展路线的不同。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在实质上其实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但讲到根子上，代表两种模式的汪洋与薄熙来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同时，他们也不过是两个地方干部而已，他们真的有资格去争论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吗？
同一时期，为什么就没有北京模式、上海模式的声音呢？不过是因为上海的俞正声，他的位置遥遥领先，北京市的刘淇，则已垂垂老矣，再无进步的妄想。反倒是汪洋和薄熙来这两个年轻，又野心勃勃的落后者，需要更多的社会曝光度，以塑造他们成功的形象。
所谓的模式之争，不过是给了两人一个作秀的舞台，他们同台竞技，本来就是一场共同演出，合作共赢。
民间津津乐道的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之间的相互比较，客观上造成的结果，就是在给两人的政治声望抬轿。所谓的重庆模式搬运到广东，那结果一定是扑街，而所谓的广东模式照搬到北京，搬到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只会造成一场灾难。
像前面说的，两种模式只是各自适应于当地发展的技术路线上的分歧，难谈优劣之分。但社会上对于两种模式的热烈讨论，更像是对于汪洋代表的右派路线，和对于薄熙来代表的左派路线，两者之间的好恶与拉踩，非要在两个人之间分出个高下。以证明两人背后的政治路线的对错，虽然 最后因为薄熙来集团的覆灭，重庆模式被宣布彻底的失败。但失去了对手的广东模式，也并没有获得这场辩论的胜利，真正脱颖而出的，是舆论场上没有什么声量，介于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之间的，所谓浙江模式。

改革派的最后一支劲弩
到2012年，汪洋的广东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他的腾笼换鸟政策也已经熬过了阵痛期。珠三角的产业升级初见成效，但关于腾笼换鸟的争论仍未停息。在转型阵痛中被牺牲的那一部分人，在网络上痛苦呻吟。
有人说，汪洋喊了四五年的腾笼换鸟，东莞的黄色会所，汕尾的制毒村，广州遍地的神秘非洲友人，这些最该清理的，汪洋一个也没干，反倒是那些关系到百姓民生，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小作坊，被他清理殆尽。
最后，新的鸟也没有看到，全部变成了房地产，而腾笼换鸟的受益者却沉默无声，将他们企业的成功原因，全部归结于自己的努力，也有人说，汪洋政改炮声隆隆，口惠而实不至，说尽了漂亮话，却没有做下来什么真正的实事。
不过另一面说，做实事这样的工作，明明就是省长的工作职责。汪洋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本来就应该专注于政治。
再说，在汪洋的任上，广东仍交出了漂亮的经济数据。
不过，对于汪洋的仕途来说，这些都已经无关紧要，在广东的最后两年，他的各种出格言论，已经将自己推上了改革的风口浪尖。
也让他被视为中国改革派的希望之星，在讨论中共十八大重大人事安排的2012年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16次南下广东，这次 他要求汪洋发扬敢想敢干，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
月底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批准广东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但最终，两个月后中共十八大结果出炉，出乎大众意料。
激进改革派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温和的改革派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同时出局，无缘中央政治局常委，声量落后于他们的中宣部部长刘云山
和中国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越过他们晋升常委。
无数的文章分析汪洋在这次大会上的失败，有说汪洋过于年轻，有可能影响苞李格局的稳定。有说是汪洋的失利是江派与团派平衡的牺牲品。亦不乏人说是因为汪洋过早的流露出偏离党内主流的政治声音，不过，他仍然获得了一个下任副总理的位置，保留了五年后再战的可能。

2012年12月9日，新一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蠢苞猪上任后首次离京，专程到深圳莲花山拜谒小平，展示政治站位，向改革派示好。
十天后，新任省委书记胡春华南下接棒汪洋，在两人交接的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汪洋出人意料的，穿着一身中山装出席。
而在后邓小平时代开始，以中山装亮相便是一号首长彰显地位的特权。
在离开广东的大会上，身着一号首长礼服出战，毫无疑问的被解读为；展示他志在顶峰的政治野心。
在这场送他踏上更高征途的大会上，汪洋说：五年前，我首次与大家见面时，曾表示要努力成为一个‘广东人’，5年后的今天，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如果大家认为这5年我真的融入了广东，请批准我为‘广东人’。
确实，五年的时光，汪洋不仅学会了讲广东话，也看透了广东这些年蓬勃发展的本质。看清了到底什么是所谓的广东软实力，他自己也适应了广东干部的作风，说话好听，管得少、做得少，反正民间想要赚钱的人，多得不计其数，为了发财争先恐后。
他们这些领导干部，其实只要躺平，不瞎折腾，别耽误老百姓赚钱发财，就是对广东最大的贡献。
而汪洋所谓的恩赐论，讲的也确确实实就是广东的现实。

十二年过去，今日的汪洋，早已不是那个叱咤风云、呼喊改革的悍将。
我们也挥别了那个经济上高歌猛进，政治上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
汪洋也许曾是改革派最后的一支劲弩，但他的广东时光，也是改革派的强弩之末。
我能让更多的人感到快乐和幸福，就是我的幸福——汪洋

温家宝、汪洋激进的改革派，遇上了胡锦涛的‘不折腾’，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保守派势力太强大，胡锦涛又被江派架空，鹬蚌相争，蠢苞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