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可能写于1949或者1950 年，翻译：彭定鼎

科学不能对一切事物做出完全的说明。每个知识分支都要停留于一些——至少目前，或许永远——被视为终极的无法超越的给定事实上。这些终极事实是赋予我们的经验的，它们无法被追溯到其它事实或者原因，它们是不可说明的。我们用“电”或者“生活”这样的名字称呼它们，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电或者生活是什么，然而我们知道水和雷电是什么。

个体性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学的终极给定。每个历史学的研究都迟早到达除了归因于个体性就无法说明事实的地步。我们完全明白这样的事实：每个个体在任何给定时刻都是他的过去的产物。出生时他就以其内生禀赋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他的所有祖先的历史、他们的命运和生活的变迁的积淀。我们称之为生物遗传或者种族特性。在人的一生中，他持续不断地受到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是我们无法说明所有这些因素如何作用于他的思想。总有一些我们无法进一步分析的东西。我们无法说明为什么笛卡尔成了伟大的哲学家而卡篷成了匪徒。我们的最后一个词是：个体性。个体性是无法说明的。

在论述学说的起源、发展、逻辑蕴涵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声称它们是终极事实。学说并没有自己的生命，它们是人类思想的产物。它们只不过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认定其历史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它们逃脱因果定律。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对于人如何创造或者生成观念和精神一无所知。只有在这个情形中我们能够称学说为终极事实。

我们可以认为有一些学说的运用有利于人的生存斗争而另一些是有害的。一些学说构建了社会合作而另一些破坏性的观念导致社会的解体。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根据相信破坏性学说必然由于其后果有害而丧失声誉。理智具有生物功能，它是人对生命的自然条件的适应中最有力的武器。但是相信人们在生存斗争中永远能够成功是错误的。一些植物和动物物种在适应过程中失败了，于是消亡了。一些种族和国家灭亡了，一些社会和文明解体了。大自然并没有禁止人们设想错误的观念，构造有害的学说。一个学说被构造出来并且成功地获得了许多支持者并不能证明它不是破坏性的。一个学说可能是现代的、时髦的、普遍为人接受的但却是对人类社会、文明和生存有害的。我们必须研究学说的历史，因为只有它们给了我们理解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的线索。

在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物理学领域，我们有机会应用实验方法。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隔离各种变化条件并观察其行动。每个陈述都能够被实验证实或者证伪。在人类行为领域，我们无法诉诸实验方法，不能做实验。每个经验都是关于一大批现象的经验。我们永远无法观察其它因素等同条件下仅仅一个因素的作用。因此，经验永远无法证明或者证伪关于社会问题的陈述和理论。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达到了文明的高级阶段而没有采取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但是没有人愿意认可这样的陈述：经验已经证明，私有财产是文明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社会和经济的经验没有教给我们任何东西。事实必须用我们的理论阐释，它们可以得到不同的说明，从中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任何关于历史事实的意义的讨论很快就成为对先验理论的检验并且脱离经验审视这些事实。这些理论逻辑上在先，它们先于历史经验，我们只有借助于它们才能掌握这些经验的意义。

这些理论和学说，不论正确与否，不论有利于还是有害于生存，不仅指导人类行为，它们同时还是我们借以理解人们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精神工具。离开了我们的理论和学说我们就无法观察社会事实。同一组事件根据观察者看待的观点不同而展现不同的方面。一些非常时髦的见解严重错误判断了这些客体。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相信社会事实能够以物理学确立物理事实的方式得到确立。（我们不必考虑那些到最新的发现的意义，这些发现使我们知道物理学家也承认观察的结果根据观察者观察方式的不同而不同。现在从德布洛伊、海森堡和其它当代科学家的贡献中得出结论还为时过早。）它们认为事实是独立于观察者的观念的，社会经验在逻辑上和时间上是先于理论的。它们没有认识到，我们从事件之流中选择某些偶发事件并认为它们是确定的事实的行动必然是我们的理论认识——或者如某些人喜欢说的，我们的学说的先入之见（doctrinal prejudices）——决定的。我们为什么把美国的收支状况当作事实而不关注马里兰州或者波士顿市或者曼哈顿区的收支状况？我们在研究德国货币的问题时为什么考虑德国的收支状况呢？因为这么做的那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是由一个非常明确的（我必须说，也是错误的）货币理论决定的。

统计学家们如果相信他们研究的只是纯粹事实，那么他们是弄错了。当理论推理使统计学家假定在不同的数字序列中存在因果关系时，他就试图发现其中存在的关联。没有这些理论前提，他根本就不注意显然的关联，而当他掌握的理论提示这样的关联时，他很快就能证明这样的关联存在。杰文斯相信他成功地证明了经济危机和太阳黑子的关联。另一方面，从来没有统计学家把鹤的数量与出生率的关联当真。

在现实生活中，一切事物都相互联系。历史是被纳入统一的结构的事件的连续流。我们的精神力量的局限使我们无法通过一次认知把握事件整体。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分析它们，从隔离的小事情入手，慢慢过渡到研究更加复杂的问题。我们把一些变化从生活之流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们当作事实，这个行动不是现实生活的功能。它是我们的精神活动的结果。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不存在纯粹事实这样的事物。我们感知为事实的事物永远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的结果。一个超人的完善智慧物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同样的事物。二十世纪的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的方式就不同于柏拉图、圣托马斯或者笛卡尔。我们的事实不同于他们的事实，一百年以后的人们的事实又不同。社会事实是现实世界中被人类理智掌握的一个片断。构成事实的不仅仅是现实，同样也需要观察者的精神。

孤立的数字说明不了任何事情。任何孤立的事实——例如：布鲁图斯杀了凯撒——也是一样。类似的关于孤立的事实的陈述也没有深化我们的洞察，因而不能替代理论和哲学。但是每个结合不同事实的尝试——通过建立关联或者其它方法——都是我们的理论和学说的产物。在不同的学说背景下，同样的事件会得到不同的意义。同样的经验、同样的事实被持有不同理论的人们以颇为不同的方式看待。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对于（过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于自由思想者和天主教徒、对于纳粹和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对于经济学家和电影制片人不是相同的。美国新政、法国沦陷、凡尔赛条约和所有其它历史事实也是一样。当然了，每个派别都坚信只有它的解释是正确的，所有其它见解都由于错误理论的偏见是根本错误的。

但是学说间的斗争不能通过压制异议者解决。一个使其自身的见解成为唯一合法见解的政......并且取缔一切其它见解的政......并没有改变其纲领的学说性质。即使一个学说被普遍接受、不受非议，它仍然是学说。即使没有人挑战它，它仍然可能是错误的。为了增进我们在人类行动领域的知识，我们必须一方面研究人类行动学和经济学理论的问题，另一方面研究历史。但是对历史的研究必需专注于对观念和学说的发展的研究。一切研究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的尝试的第一步都必须是对引导人们造成这些变迁的观念的变迁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