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0日耶鲁大学校园里散步的中国学生(左)

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常面临自我审查的困境，担心参加民主活动或相关讨论会让国内的家人被警察约谈或受到骚扰，甚至受到迫害。中国当局将他们在国内的家人作为威胁的棋子，在海外华人群体中制造恐惧。

一年前的6月4日，刚从美国一所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滕子桓来到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州议会，举牌向来往的人们说明六四天安门事件。那天是星期天，他注意到一些华人面孔的人紧紧盯着他看，拍下他的照片。

滕子桓对美国之音说，秉持着自己只是说出实话、没有做错任何事的想法，他没有蒙面或变装，也不介意那些人的举动。

一个星期后，滕子桓的微博和抖音号突然被永久封号，此前他没有在上面发表过敏感内容。滕子桓的父母住在中国江苏，他们接到警察局的电话，告诉他们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必须立刻前往警局。

到了警察局，三名警察分别围绕他的父母，检查他们的手机。警察从父亲的手机上查看滕子桓的朋友圈，接着向他们问话和做笔录。警察对他们说，儿子受到海外组织的蛊惑，在美国参加了反华活动，受到爱国留学生的举报。

滕子桓感到很困惑，警察口中所谓的反华组织，实际上是他一人发起、一人进行的六四举牌行动。他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鼓动，只是想说出真相。自己甚至不在中国，为什么不能说？难道这里也在中国管辖范围？

中国制造恐惧噤声海外华人

国际特赦组织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北美和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在抗议现场和网上受到监视；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常因为子女的海外活动而被警方锁定和恐吓。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部主任莎拉·布鲁克斯(Sarah Brooks)对美国之音说，这些留学生通常并不高调，也不是新闻人物。他们可能只是自发性地参加了一场六四纪念活动，或张贴了声援白纸运动的海报。

留学生在中国的家庭成员有成为被报复对象的风险，可能正是因为在欧美自由国家，中国政府实际上对持不同政见者发表意见没辙，因为在海外，他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保障。

布鲁克斯说，中国政府对留学生父母施压，要求他们劝说孩子停止参加任何形式的争取权益的活动，否则父母可能面临针对行动自由的威胁，包括不允许他们离开中国去探望自己的孩子，还可能遇到工作环境的刁难和失去养老金的风险。

滕子桓得知父母被盯上时很诧异，他认为自己只是一名平凡的留学生而非活动人士，父母却受到警察部门警告，还被社区管理委员会纳入监视名单。况且，他在国外做了什么，与人在中国的父母有何关联？

警察问讯时对滕子桓的母亲说，如果儿子继续在境外从事反华活动，“我们也会对你们有相应的措施”。

他的母亲不可置信地回复说，自己也是听警察说孩子有所谓不当行为，都还没来得及和孩子证实，“即使有什么行为，孩子也已年满18岁，他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你们（警察）找我们家长谈话，我们也会配合公安部门对孩子进行劝诫。但一人做事一人当，中国也是法治社会，你们不能因为你们认为孩子有错，然后对家长采取措施，”她对警察说。

滕子桓的父亲也觉得不论孩子在国外做了什么，回头被秋后算账的却是父母，简直莫名其妙。他对警察说：“我们已经三年多没有跟他见面了，他也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了，有的事他也不一定每样都跟我们讲，我们确实不知道。”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对美国之音说，中共通过骚扰异议人士的家人，低成本地达到控制海外华人言行的目的。中共实际上是以制造恐惧的方式让留学生自我噤声。

他说：“大部分的人到目前为止都很害怕，说起这个事情谈虎色变、自我审查，中共基本上很成功地将这种恐惧植入了绝大部分人的心中，这样中共可以用很小的成本来达到一个非常大的控制，主要的目标就是让人们画地为牢，不管你在什么样的自由国家，都像在中国一样。”

威胁事件若是出现在美国，结果会截然不同。2022年就读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吴啸雷跟踪和骚扰在校园里张贴民主活动海报的另一名中国女学生，被判处9个月监禁，并将在刑满后被驱逐出境。

在美国对留学生进行威胁的成本太高，而且伴随法律制裁，中国当局转而将他们在国内的家人作为威胁的棋子。

周锋锁说：“（中国当局）最终靠的是这种恐惧，靠的是人们不敢碰这个红线，如果有很多人来碰这个红线，可能这个事情到最后就没那么可怕，因为毕竟中共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他指出，在美国公开参加纪念六四等民主活动的华人还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因为中共的监控和制造的恐惧而噤若寒蝉。周锋锁说，中共凭借这种恐惧来低成本地控制海外华人的言行，一旦更多人看穿他们的手段并跨越红线，会发现其实吓唬成分居多。

“这是一个不应该有的现象，比方说在美国有充分的结社、自由言论的自由。中共就是通过限制回国、骚扰家人等等造成人们的恐慌。大部分时候，其实如果更多的人忽略这个，那就无所谓了,”周锋锁说。

看穿吓唬手段后挺身而出

警察在对滕子桓父母的问话中，一再警告滕子桓是个中国人，以后总归要回中国，他在“敏感日子”举牌、被骗加入“反华组织”的这些行为，对他归国后的工作生活会非常不利。

滕子桓对美国之音说，在父母告知他有关警方的约谈后，有一段时间他确实感到非常害怕，甚至不敢去超市买菜，担心有不明人士对他说：不要忘记你还有父母在国内。

不过，后来除了一名走线客在路上认出他，称赞了他的勇敢以外，没有遇到任何陌生人上前搭话或可疑事件。也就是说，中国当局在国内吓唬了他的父母，但对身在美国的他本人，实际上不敢轻举妄动。而看到美国政府对吴啸雷的处理和裁决，更对他起了安心的作用。

滕子桓认为，在法治的美国，他有更多空间说出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当局对留学生能造成的威胁也相对有限。“因为毕竟相隔了几千公里，它（中共）不能够像在中国一样直接在美国实行它那一套制度，”他说。

国际特赦的布鲁克斯认为，中国留学生任何形式的异议都被中国政府视为对当局的威胁，而中国域外适用的法律、鼓励举报的热线电话，以及过去十年在其境内针对人权活动人士的各种侵犯和骚扰行为没有受到惩罚，这些因素都加深了留学生心中的恐惧，担心表达个人意见会带来危险。

她指出，实际上中国政府对留学生造成的威胁和伤害很大程度是精神上的。他们经历自我审查，担心有人得知他们参与了人权方面的讨论，因而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心理健康受到非常有害的影响。“中国政府应该停止这种骚扰，让这些学生自由无惧地学习，”她说。

滕子桓的父母作为创业家，尚未因为这起事件遇到来自工作环境的挑战以及有关养老金的威胁。他的母亲认为这件事情造成的影响，将使他们夫妇在社区成为“这一方面的典型人物”。

“以后我们就是居委会、派出所、网格员等关注的对象了，敏感的日子会特别关注我们，身边的积极分子也会关注我们的言行，会定期向上面汇报，”她对警察说。

这起事件之后，滕子桓说出真相的信念没有动摇。在看穿中共制造的恐惧后，他的心意更加坚定。

“我来自于一个独裁国家，然后当我来到一个民主国家以后，我当然很珍惜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但是这几年我看到我的国家、一个独裁的政体，尝试去改变一些民主国家的体制，像是美国和台湾，这是我不能容忍的，”他说。

滕子桓说，自己身在民主国家，拥有让公众知道真相和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每个人应视情况量力而为，身在中国的人就不建议像他一样实名出来反抗。重要的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不要被国家机器制造的恐惧吓阻。

周锋锁认为即使在自由国家，绝大部分中国人目前还是被中国当局吓唬住了，而现代的科技和经贸的联系让中共可以在海外比以往更有效地控制海外华人的思想言论。这是目前面临的人质困境，海外华人需要更多克服这种恐惧，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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