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勒费弗尔（George Lefebvre）的《1789年大恐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谣言、恐慌和反叛》于1932年在法国出版，距今已近90年了。这是一部经典之作，至少在两个方面都有开创之功。



首先，是把法国大革命前的农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如此重视社会底层的农民，分析农民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前所未有。此前提起法国大革命，人们想到的就是巴黎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第三等级”，法国农民不说被忽视，也是被严重轻视。此书出版后，法国革命中的底层、乡村和农民作用渐为史学界重视，成果甚丰。



第二，这又是一部研究社会集体心态的开拓之作，详细研究了法国大革命前夜和大革命初期谣言的传播路线、方式以及如何引起各地的“大恐慌”，再进一步研究、分析了“大恐慌”与“大革命”爆发和暴力之间的关系。对集体心态的研究，开启了后来被称为“心态史”的史学潮流。



1874年，勒费弗尔出生在法国与比利时交界处工业城市里尔，祖父是纺织工人，父亲是一个小会计。由于家境贫寒，他主要通过助学金维持学业，根本无法到巴黎求学。大学也只能是在“外省”里尔度过。毕业后曾服兵役，在中学教书。无论是在一战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一有机会他就进行自己的历史研究，终于在1924年完成了博士论文《法国大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并在索邦大学通过答辩。他长大的里尔城就是诺尔省省会，对家乡情况当然熟悉；家境贫寒、祖父是工人，或许是他重视底层研究的背景。博士论文对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个省的农民状况进行研究，几年后对大革命时期的农民做全国性研究，顺理成章。



完成这篇博士论文他年已半百，正是这篇论文使他成为公认的一流历史学家，摆脱了中学教职，荣任大学教授，虽仍在中部一所小城的大学任教，但不久就受聘为着名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历史教授。



年鉴学派的两位重要创始者马克·布罗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此时也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历史系任教，刚刚创办了年鉴学派的奠基性刊物《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年鉴学派的观点是注重社会经济史的基础性、结构性研究，注重社会底层研究，这与勒费弗尔的研究路数不谋而合。由于成果甚丰，勒费弗尔在年过花甲的1935年终于在着名的巴黎大学任教，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仍是法国大革命史，于1959年去逝。



这本书是勒费弗尔的成名作。在这部着作中，他按时间顺序追溯法国大革命时期谣言、恐慌的传播路线，确定各种谣言的源头。他发现，引发乡村谣言的“源头”大多非常平常，如一群牛在远处扬起尘土，一群僧侣突然出现在森林……种种谣言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邪乎可怕，越邪乎可怕传播速度越快，也就越来越信以为真。出于对灾难即将来临的恐慌，农民开始组织自己的武装。革命前夕农民开始组织起武装来，在革命发生时他们自然参与其中，日益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虽然曾有诸如皇家卷入了粮食投机生意，有关皇后所说的“如果他们没有面包吃，何不吃奶油蛋卷？”这类被歪曲甚至完全子虚乌有的传言，给农民的不满和愤怒火上浇油，但正如作者所说：“君主制和封建制的老旧建筑，挺过了多次这类危机”，“但是，在1789年，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憧憬；路易十六本人，希望农民从长达千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为此下令召开三级会议”。乡村的谣言、恐慌，渐渐成为大革命的一部分。


谣言引发农村大恐慌，自然有深层原因和背景。大恐慌最早产生于对“盗匪”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又可以由1789年前夜法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得到解释。在旧制度下，乞讨本是乡村的一大祸害。从1788年开始，国家政策失当再加天灾，经济弊端，失业和生活成本高涨加剧了粮食恐慌，产生了饥荒，而饥荒又引起大大小小许多骚动，使社会秩序更加恶化。乞讨者和流浪汉越来越多，开始产生盗匪。真正的盗匪其实不多，许多乞讨者和流浪汉也被说成是打家劫舍的“盗匪”。传说中的盗匪越来越多，并且还传言这些“盗匪”不仅抢夺富人之家，还要抢收农民的庄稼。许多地区的农民，陷入恐慌之中。

勒费弗尔进一步把谣言的传播和恐慌的产生分为三个层面作了分析和解释。第一个是长期因素，最重要的是大多数人长期处于赤贫状态，生活非常不稳定，对现实非常不满。第二层面是短期因素，1789年法国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流浪汉空前增多，乡村流传许多关于盗匪要抢劫、血洗村庄的传言，于是农民迅速武装自卫。第三个层面是1789年7月14日革命爆发后，传言贵族要利用“盗匪”抢夺粮食，于是这些武装起来的农民立即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群众”。

谣言与谣言穿行其间的“背景”密不可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谣言具有不同的指向。在大革命背景下，谣言自然指向贵族。例如，1789年7月19日，巴士底狱刚被攻占几天，小城维祖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庆典结束后，余兴未尽的支持革命的士兵与民众到一座城堡继续欢庆。城堡中的仆人热情款待他们，但午夜时分他们离开经过小花园时，地窖里的一桶火药突然爆炸，五人身亡。后来查明，这完全是一次意外事故，但当时，“民众只听到一声召唤：有人设计谋害第三等级了！”这个事件在全国引发了轩然大波，在一些地方成为农民起义的信号，造成了东部和东南部的大恐慌。“虽然历史学家很少讨论这一事件，它其实可算是1789年7月最重大的事件。”

农民一旦深信贵族正在密谋反对第三等级，便不再满足于仅向城市第三等级提供支援，而是也向农村的封建制度发动攻击，拒绝支付封建贡赋税，好几个省的农民纷纷起来要求废除封建特权，销毁文契档案，甚至烧毁城堡，他们认为这是响应国王和国民议会的号召。早有传言说，国王同意召开第三等级会议其实是想改善他们的处境、并且已经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他们确信，国王谴责了那些反对第三等级的密谋者，所以他们摧毁这些密谋者的特权，就是顺从国王本人的意愿。他们相信，国王已经颁布为自己的子民伸张正义的诏令，而这些诏令据说真实存在，只是没有被公开，是被别有用心的神甫、贵族藏匿起来了，言之凿凿，不由农民不信。甚至有传说，国王希望他们烧毁城堡，反叛贵族，农民当然更加勇敢、过激。许多乡村谣传有盗匪要来抢收庄稼，于是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自卫，但最后发现并无盗匪，反过来又传说这是贵族有意散布的谣言，为了破坏农民收割，作为报复手段。巴黎从来就有大量乞丐和流浪汉，与贵族毫无关系，但在乡村却传说这些“盗匪”已被贵族收买，要到农村来向村民报复。早在1879年7月初，大革命刚刚爆发，农民就相信本国贵族和外国势力结成联盟，勾结起来镇压革命。

在革命的背景下，所有矛头都指向平素欺压他们的贵族。“于是，在7月下旬，无数引起全国动荡的原因，同所谓的‘贵族阴谋’突然发生化学反应，这就是大恐慌产生的决定性原因。”

对恐慌传播者的身份，勒费弗尔也作了细致研究。传播谣言的，不仅是农民，还有许多有身份的人士，甚至是政府当局本身。因为情形紧迫，当局也无法查证实情，结果各方听到谣言都宁信其真，断然采取种种防范措施。但政府、贵族采取的种种防范措施，使恐慌情绪蔓延更加迅速、更加广泛、更加严重，这反过来使传信谣言的人又更多。大恐慌之所以能传播到如此遥远的地方，恐怕要归功于沿途的不断爆发，一再加强了它的扩张势力，这些恐慌成了大恐慌的接力站，与原发恐慌区别开来，次生恐慌或接力恐慌。谣言与恐慌，形成互动，在这种互动中各自迅速“增量”。

在这种氛围下，敢于公开对谣言表示怀疑就成为一件冒险之举。农民认为那些质疑传言的人是为了麻痹他们的警惕性，是盗匪的同谋，贵族的帮凶，应受严惩。谣言而无人质疑，就更具有“真实性”。

大恐慌期间，各地警报频传，城市市民自发组织、武装起来，乡村农民也自发组织、武装起来，市民、农民获得了武器和弹药，也得到施展拳脚的机会。大恐慌使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使农民有了参与社会剧变的平台。谣言、恐慌，是广大农民参加大革命的催化剂，正是农民的参与，为1789年8月4日制宪议会彻夜开会制定一系列反封建法令铺平了道路。这次会上提出的废除贵族狩猎、鸽舍、兔囿、免税等特权和教会什一税等诸多提案，后来陆续通过，形成法令。

作者的研究表明：“大恐慌的主要后果是加深了民众对贵族的仇恨，巩固了革命运动。”“大恐慌，由于它引发的激烈反应，对社会冲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等级的成员之间展现出的阶级团结令人惊叹不已，他们更加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强大。”“简单说，大恐慌为大起义做了彩排，可以说是第一次全民总动员，在此期间，民众常展现出大革命时期的战斗精神，特别是那些令人想到1792年和共和二年的标语。在于泽尔克，民兵佩戴的徽章上写着：‘不凯旋，毋宁死’……”“这些民族自豪感和团结精神，已经和大革命的激情形影不离。”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种种谣言，有的无关政治，有的与政治密切相关。政治动荡、社会危机时刻，与政治相关的谣言格外流行。谣言的指向，折射出背景的镜像，是人心向背、社会导向的风向标。在种种谣言中，人们信此不信彼、传此不传彼，使之格外流行，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其实也是社会心态的表征。

研究社会心态史，委实不易，尤其容易流于观念、理论大于或重于史实，过于空泛之弊。但勒费弗尔却是位心细如发的历史学家，一贯提倡绵密的考据，身体力行，同行说他对考据“近乎痴迷”。对考据近乎痴迷的史学家，对社会心态史的分析研究又容易流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其表不见其里，缺乏理论概括、提升和洞见。但这本着作却是在大量史料和绵密考证的基础上，对社会底层的谣言与恐慌作了细致分析与理论概括。

这本书1932年出版后，成为此中经典，谣言与社会、政治、底层的关系成为史学家的研究对象，蔚成流派。美国汉学家孔飞力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就深受其影响，确为此派新近杰作。